在林业局工作的叔叔是家里唯一能教我英文的人|三明治
发布时间:2024-04-07 作者: 空间展示据说每过七年,全身的细胞就会更替一轮。大脑内部神经元之间的联结被不断撕裂、再生,过往的记忆也随之断裂。像无人可见的颅内烟花,轰然作响,又悄无声息。嘭,嘶,gone with the wind。
关于童年,我能讲述的只有一些零散的画面。没有确凿的时间。原谅我,孩子对时间的意识是没有刻度的。
那是一个雨后暑气蒸腾的夏日傍晚。我一级,一级地登上漫长的水泥阶梯,走进“山门”。两侧是南方巨大的常绿树木,树荫遮盖如蓬。叔叔的办公室似乎在二楼走道最西的一间。玻璃窗朝外半开,木边框漆成那时常见的墨绿色。日头将最后一段未尽的霞光投进来,窗外微微摇摆的树影,让我感到仿佛置身于满目绿意的湿热雨林。
办公桌的抽屉里,有一组摩挲得起了毛边的方形画片。香蕉,苹果,汽车,猴子。有图画,有汉字,背面还有英文。这大约是叔叔买的,他是这个家里唯一有可能教我念英文的人。他们说,他是“大学毕业生”,有文化。他们还说,他托福考过九十多分呢。他高高瘦瘦,戴一副框架眼镜,总是穿有笔挺裤缝的西装裤,白衬衫系进裤腰里,因为高瘦而显得有一点驼背。
我将头探出去,长长的过道里,暮色将至,空无一人。我听不到他皮鞋底在水磨石小花砖上清脆的回响了。我怀疑他不会回来。
你有过这种感受吗?在长久晦暗不明的混沌里,有一个人好像是透过窗隙的一缕明亮光线。你无限渴望留住它,一次又一次,让内心昏暗空寂的角落被照亮。在那时的我心中,他曾是,也将永远是。当然,孩子是不了解什么“永远”的。
在人生的前三十年,我从未对人讲述这个画面,包括对叔叔本人。以至于,它一点点褪色,细节如同木叶般从枝头纷纷掉落,直至无从确认它是真实或是梦境。我确凿知道的只是,那个地方叫“林业局”,是叔叔上班的单位。
不明白自己生活的只是一个逼仄普通的南方小城;而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、拥有14亿人口的广袤土地上,这样的小城有几千个。
不明白自己出生在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——外婆家昔日的微光,早在60年代那场席卷而来的运动中熄灭;高中毕业的母亲,原本在本地棉纺织厂的实验室里做定染调色,25岁的她刚经历工厂改制和下岗买断。这个家庭,正依靠农村出身的父亲白手起家奋力拼搏。在一个似乎风起云涌的时代,每个人憧憬着积累财富、改写命运,也在风暴中摇摇欲坠。
更加不明白的是,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,让独生女也天然地背负起家族的期待。自呱呱落地起,就预约了十八年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争。
我四岁时,已知道这世界如同栅栏般,到处竖立着种种规则。有些规则是共通的。比如:
而有些是单独属于我的规则。比如每学期都要拿到“好孩子”奖状,得“小红花”。园里老师因我的优良表现,曾对我父母称赞,“这孩子,将来是清华北大苗子。”
“清华北大”。这四个字被父亲视若珍宝,他喜不自胜地在亲戚面前念诵,像是手捧了算命先生的预言。他们夫妻在只能抽一次签的情况下,幸运占得了一个“上上吉”的孩子。我还睡在父母中间时,常常早上醒来,听到他带着一丝怅然说,“我又梦到坐在高考的考场上了。铃声响了,我的字怎么写都写不出来。”
又一次领取水杯,隔壁的孩子突然问了我一句什么。那孩子总穿着同一件蓝白条纹衣服,剃着奇怪的短发,鼻涕直流到嘴边。在男女生共用同一个洗手间的年纪,我甚至不清楚他/她的性别。没有别的小朋友愿意搭理他/她,都叫他/她“尿孩子”。
老师大声叫了几声我的名字。我赶紧上前。剪着标准女式短头的中老年女老师,坐在讲台前的椅子上,让我伸出手来,打了两下,或三下。“啪,啪,啪。”
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哭。当然,错了就是错了。不听老师的话,还有什么好说?那天的气氛像天色一般阴沉。我忘了父母是否就此说了些什么,也或者什么都没有说。但我独自在渐渐昏暗的房间里,低头默默地数着木地板的拼接缝。
一种心情结成疤痕的过程,是很漫长的。有时候,它表面正常愈合,内里却如同一条慢性诅咒,渐渐长进身体里,每逢阴雨天就显露它的爪牙,让人隐隐作痛。
据说就是从幼儿园期间,我暴躁的脾气日现端倪。他们说,“这么点个大,就这种脾气,长大了还得了?得育一育”。有时候,父亲将我从自行车后座的小竹椅上抱下来,任我边哭喊边追那与我一般高的、不停向前滚动的车轮。
我跪过很多房间的木地板。大部分时候,房间门一关,只剩我跪着发呆。白天,傍晚,有时跪着跪着,天就黑了。我看天空,我数木地板上的格子,我学着变换姿势,松快一下跪疼跪麻了的腿脚。
若有人在旁调停,我的“刑期”可酌情减免。叔叔力劝过,几次以后,他那微弱的影响力也渐渐失效。那时他从西北林学院毕业没几年,在九六年——大学生尚包分配的最后年限里,他曾眼含热望背着行李去昆山,“下海”打工,最后被我父亲找回,托人安置在县城林业局。我曾听爷爷心疼地说,他最后连铺盖卷儿也没能带回来。
一家人热乎乎的期待渐渐冷却。父亲十五岁丧母,十八岁从建筑中专毕业。因为家境负累,又为患肺癌的奶奶治病欠下债务,他从施工员做起,咬牙挤出钱来供他弟弟在城里读完三年高中、又复读一年。四年大学的学费与生活费用,他想法子每月雷打不动从邮局汇去。学测绘、开叉车、修水泥搅拌机,在工地的烈日下晒得黝黑脱皮,受尽冷眼,自己连一辆上班的自行车也买不起。
在他眼中,出让了读高中上大学的机会,几近于交换了命运。而拼命供出来的这个大学生,虽是家族的荣耀,其实也还是个愣头小伙——肩不能挑、手不能提,看不惯城里的世故人情;在火车上被人把仅剩的生活费摸去,还得靠他出面借钱填补亏空。
然而,孩子有天生的敏感度,他们从来知道谁和自己更接近。在这个家里,只有我和叔叔达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结。每周末来哥嫂家蹭饭时,他总把我从书桌前拉起来,带着我在房间里转圈,甩着胳膊、扭扭腰,一圈、又一圈,嘴里念叨“放轻松、放轻松”。有时候,他教我念简单的英文单词。他脸上有一种属于年轻人的明澈笑容,我几乎没在身边的长辈身上见到过。我总感觉,打我记事时,父亲的躯壳就已经沉重得像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了。
有时叔叔会带我出门。我因此拥有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玩意:一把带蕾丝花边的粉色玩具伞,不足巴掌大的小白瓷瓶。那是我套圈没套到,叔叔花一元钱买下的。回家之前,我们约定决不说是他买的。浪费钱去购买花里胡哨的无用之物,在我家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。那天我躲在卫生间的水龙头下,把瓷瓶灌满水,再倒掉,来来,假装养护一支从不存在的小小鲜花。
无法从地板的封印里解救我的时候,他只是沉默着坐在我的小床边,看着我跪。那时我已大了些,学会用一种毫不在意的欢快语气说,我知道如何跪,腿不会麻了!只要把两腿分开,坐到地板上就好。
他仍是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看着我,不说话。猩红的厚重天鹅绒窗帘半掩,窗边夜幕缓缓降临。他只剩一个高瘦而迟疑的身形,略略有点驼背。
一次出差后,父亲带回一套硬壳的上下两册《小学生十万个为什么》。“小学生”,一个让我陌生又带着一丝敬畏的词。从那一刻起,发令枪响了。父亲将我按在了起跑线上。
像是被一种可预见的愿景点燃。他深谙学习之道——假若人生是一条跑道,自然“什么阶段就做什么事”,超前越多越好。简单的逻辑推理。
打一年级入学那天起,他就为我制定了周密的生活准则:每周一到四,放学后立刻回家写作业;周五、六5点-6点可以收看一小时动画片;周日不可以,因为要收心。上下学由母亲接送,不可以擅自和小伙伴玩耍。寒暑假的任务,是买来超前两个年级的数学练习册做完。
那两年,他因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酒场应酬总是深夜归家,只能隔三差五在饭桌上见到。我常常看着他为一张97分的学前班数学试卷,为一个孩子气的不恰当比喻,当着全家人在饭桌上怒吼,摔门而去。有时一早醒来,我的数学练习册被勾出几个错处,早餐又是一场关于“粗心”的思想教育。很难想象,他是怎么带着酒意摸黑做完了这些。大概多排除两个错误,人生的希望就会再多几朵微茫的星火吧。
父亲常说一个故事。他小时候顽劣得很,逃学、捉鱼、打架,和镇上的街溜子们厮混。初三那年,七门功课有五门挂红灯。他满不在乎地退学回村,觉得不读书照样能活得好。放牛、放鸭子,他养出的牲畜都很灵,识得他的声音。它们吃草,去水塘里游水,他就在旁看小人书,一看一下午。直到有天,七八只十来斤重的鸭子,在田埂边纷纷倒地。——鸭子踩坏了人家不少水稻,全被毒死了。
没人看好这个十五岁的野孩子。他借来唯一一本能借到的数学习题集,从初一开始补起。每夜只睡三四个小时,点着煤油灯独自在腥臊的羊圈里做题,直到能四十分钟做完满分数学试卷。如此一门门攻克,除了语文难有大突破之外,一年半时间,他中考考取了全县第二。
他说,人生就没有退路的。考完那天,他在城里买了一双凉鞋,一本高中学习资料,他要让弟弟以后读高中上大学。
小学前,他给我讲过不少故事。但这是唯一反反复复讲到耳朵起茧的。还有一些是从《中华上下五千年》和《成语故事集》上看来的。那时我常缠着他,直到他笑着把“黔驴技穷”的故事重复了好几回,我们都明白,他肚子里的故事,只能陪伴我到这里了。
我时常困惑,那个一提到学数学就严厉到不近人情的父亲,和曾用小梳子挠我脚底心、硬胡茬蹭我脸,听我咯咯笑的父亲,以及夏天让我把手心贴在他冰凉啤酒肚上、管他叫“胖子”的父亲,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。
有很多个漫长的周末下午,父母上班而我无人管辖,被独自锁在家中。顶楼西晒的小房间闷热难当。日光透过玻璃窗框,在地板上悄然投下痕迹。我从垫着发黄旧报纸的书橱上,取下一本来来读过许多遍的书——有时是《简爱》,或者《呼啸山庄》。然后用高高低低的凳子,将自己层层围坐在房间中央。奇怪的是,我从未想过打开外面上锁的铁门,甚至哪怕离开这房间。仿佛“阅读”这在父母眼中唯一合法的娱乐,是独属于我的小小庇护所。
还有一些时候,我斜坐在书橱和靠窗的桌子拐角,把身子深深埋进天鹅绒窗帘的褶皱里,就像躲在舅舅家书房里偷偷读书,却被表哥揪出来的小简爱一样。直至背后的光线渐渐昏暗,楼下传来熟悉的摩托车轰鸣。我飞快将小说扔进窗帘背后,回到书桌前端端正正地坐好,脑子里的情节还在翻江倒海。是的,我也低微、矮小、不美,但我的灵魂和心,也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。
那段时间,我开始连绵不断地做有关飞翔和坠落的梦。从房间朝南的窗户踩出去,头顶挂着发锈的衣架、风干的衣服和腊肉咸鸭。越过栏杆,立在布满细小孔洞的水泥窗台上。左边是我们的大院,住的是与父亲同单位的施工员及家属,有一模一样灰扑扑的阳台,热水器的水桶和太阳能板反着金属的光。右侧窄小的河滩被辟成菜园,这几栋集资自建房马桶里流出的生活垃圾污水,就是天然肥料。
白天,卡车轰隆隆地运送建材,水泥搅拌机和工人们的喉音一般沙哑。而漫漫长夜,我听到虫声、蛙鸣、犬吠,猫在发情,蝙蝠误入猩红的窗帘背后,展露半片黑翼,然后在微弱的小夜灯下一圈圈盘旋。我以为那是某种鸟类。开大灯,它消失,关灯,它又出现。开,关,开,关,它飞翔好似永不停歇。
我向前伸展开双臂。有时从五楼坠落醒来,有时滑翔过零落的几栋楼宇,前方就是教科书里写的,“一望无际的、绿油油的田野”。碧空明朗清澈,被日光打得透亮。我成为这光亮的天地间仅存的一只鸟,飞过一扇扇窗台,俯瞰一间间密密麻麻的痛苦和欲望。风拂过翅间,直至在西天的晚霞里缓缓着陆。
生日时,新婶婶送来一人高的毛绒大熊,拍拍它松软的胸口,电子组件会吱呀唱一首《生日快乐》歌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整条心相印面巾纸,带着香味,软软的。我收了很久,也没舍得用完。但这并不能消除我对她的嫌隙。实际上,后来我怀疑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交换,以收买我对她的善意。
婶婶个头略矮,脸孔圆润,总是喜洋洋地笑着。能干,也精明。学问不高,卫校毕业,是本地水泥厂副厂长的女儿。父亲说,原本叔叔三十出头还未谈朋友,已经听到议论说他是否读书读傻了,脑子有毛病。他问,叔叔头耷拉着说,没房子,怎么结婚?
父亲将单位优惠购买新商品房的名额让给叔叔,还掏了三万多的积蓄。后来相亲的,就是我婶婶,比叔叔小近十岁。对方家庭看中我叔叔“人老实,还是个大学生”。为此,他们教我,要说叔叔属猪,不是属狗。
婚宴上,父亲请了摄像全程记录,又借来8辆婚车绕城,要让叔叔风风光光结婚。我记得,他们新房墙上的婚纱照里,叔叔仍旧戴着厚厚的玻璃瓶底,矜持地微笑;而婶婶,画着长长的睫毛。
叔叔从乡里承包了一片山,种植经济林木。自他和我父亲进城安家以来,多年不返乡了,就托给亲戚代管。他满含期望地盘算,照这面积,五年十年后待木成林,大约可赚多少利润。父亲叮嘱他,别忘记早日考下职称,搞好关系,好在单位立好脚跟。
叔叔又说,他听到有种理财方式叫“基金”,他同事们都投钱在里面,利润很可观,他也想试试。父亲心痒了,半信半疑地拿了几万块积蓄交给他打理。有段时间,他总趴在办公室电脑前每天盯着基金的涨跌。
与此同时,我们住了十二三年的老房子却在一天天衰破。一同衰破下去的,还有母亲之前想换新房的心愿。
那段日子过得到处都要修修补补:洗衣机坏了,浴霸不亮了,太阳能热水器总是温度不够,煤气灶常打不着火,换气罐要从步梯扛上五楼。冬天,母亲甚至在厨房里生了煤炉,烧几壶热水,兑上一点点凉水,就把我按进浴缸。我不肯下去,腿脚烫得红红的,她说,下去!不然一会水凉了。她还要手洗全家人的秋衣秋裤、床上用品,“咚、咚、咚”地用捶棒敲打。我一说,买个新洗衣机吧,母亲就沉默,再就说,凑合算了,等以后搬新家再买。如果父亲在场,他会看我们一眼,然后假装没听到,转身走开。
他仍是总在应酬,半斤,八两,一斤,体重也跟着酒量蹭蹭上涨。有时深夜,他会醉醺醺地回家来拿钱,去陪领导们打牌。有时我觉得,父亲仿佛在我们的生活里隐形了——除了每一两月他还会叫上叔叔婶婶,他请客一起浩浩荡荡地下馆子吃顿酸菜鱼。
有好些个他不回来的夏夜,电压不足,我们这片总停电。母亲半夜睡不着觉,我也陪她一起,坐在地铺凉席上,她的手心贴着我胳膊,一阵阵潮热。她玩笑说,我们这里地段差,当官的干部没有住这里的,当然总停电。有时半夜我们在阳台边捉蚊子边大胆畅想,要是能去叔叔的新房开着空调睡觉就好了。
有段时间,叔叔婶婶还是几乎每周末都来吃饭,但我不喜欢她来。那时我还不明白,婚姻是男女为了一起过日子、繁衍后代而创造的制度,人们需要一个“丈夫”或“妻子”、“父亲”或“母亲”的身份来确认自己。我只隐隐感到,婚姻是一种把我和叔叔分开的东西,它擦除了他身上那种明亮清澈的质地,宣告了他是大人,而我不是。我们还刚刚在十岁生日宴上欢笑过,他蹲下来扶着我,我用小塑料叉塞了他满嘴的生日蛋糕。全家都笑了,为数不多的时刻,刚好被相机拍到。但很快我就意识到,我失去了他。他属于一个新的单元。
我去过叔叔的新家,客厅宽敞、明亮,没有在外的生锈栏杆、抹不平的水泥墙面,也不用在家具的间隙钻来钻去。我们不常去,或许是我父母对新婚小夫妻有一种克制的距离感,也或者是来自新房的刺痛。渐渐地,他们也不再常来家里,叔叔不再兴奋地说起基金的涨幅。我偶尔听到大人们聊天。叔叔低着声说,那笔基金亏了两万多,语气里带着一丝愧疚和不知所措。
到了林木成熟的年限,叔叔托亲戚砍下来,谈好价格正要向外运,卡车却被当地村人拦下。父亲后来叹息说,真是秀才遇上兵,世道从来都是这样,“此山是我开,此路是我栽”,应该早雇当地人来砍,给些钱他们赚。想省那两个子儿,人家还不得让你留下买路钱?
婚后没两年,叔叔有了儿子。他开始对着这光咿呀怪叫的小子,考虑未来教育的问题。在我小小的房间里,他有时抱着儿子转来转去,试图指给他看“姐姐的书和作业”。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乱叫乱跑的小家伙。他用胖乎乎的小手撕坏我熊猫玩偶、在作业本上划下横七竖八的道道,事后发现时,我总气急败坏地给叔叔打电话。而他,仍然是像从前那样笑着,好像有点迟疑地说,弟弟不对,弟弟还小,不懂事。
我五年级时,已担当班里的大队长,全校盛传我不但学完了初一数学,而且每天课余都看文学名著。父亲的教育方案卓有成效,我当然不必再被罚跪。叔叔也不再拉着我的手,在房间里轻松地转圈圈。反之,他对我称赞,我的优秀得益于父母的心血培育。我看着他,说,但是我宁愿不要这种优秀,我一点也不快乐。
长大究竟是什么呢。长辈们总是说,“等你长大就懂了”,好像那是孩子们身上的一种自动开关。长久以来,我一直在等待时间之手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开启它,让我获得与大人们平等对话的资格。
就像简爱说的那样:“我现在跟你说话,并不是通过习俗、惯例,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——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;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的人,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,是平等的──因为我们是平等的!”
我不再做飞翔的梦,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——我睡在床上,书桌边上闪现一条蛇,它引着我在地板上游走,从卧室到客厅。后来,我发现家里的《医学大全》里有一章讲“初潮”,说女孩进入青春期后,“内裤总是湿漉漉的”。“湿漉漉”,我盯着这三个字,那么多的水点,像小鹿眨巴的眼睛一样,有一丝暧昧的意味。还有一章叫“”。“性”,“交”。我在步步高电子小词典上反复敲下这两个字的拼音,仿佛它是什么成人世界的密码。我把手伸进内裤里认真擦拭,试图寻找一种“湿漉漉”的东西,但没。直到某天深夜,我突然被身体的异动唤醒,像惊蛰的春潮般,涌出一阵粘稠。
父亲说起过很多次,就因为他不是大学学历,起点低,在单位每逢晋升就遭刁难。他也习惯了叔叔时不时的求助,指点一番过后,总要说上两句,“这还是个大学生呢”。
查到分数的那瞬间,像是终于兑现了一个长达十八年的人生预言。那年数学出奇地难,我甚至有一大题几乎完全空白。来来翻检着答题纸,我手心沁出了汗。
时间在流逝。很难说,在那种燥热难言的沉默里,我究竟想了些什么。唯一确定的是,无论考到什么样的学校,我都要逃离这里。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,我从校门口熙熙攘攘的送考家长中挤出来,独自在街头十字路口站立良久。傍晚的日光理论上并不刺眼,但不知为何,那天光线白到炫目,我的头脑和答题纸上最后一大题一样,一片空白。哦,是只写了一个“解”。
这场漫长战争的结尾,是亲友们接连不断的道贺:这下终于都解放了!父亲说,全省49名,这是什么概念?我弟是复读了一年才考上的重点大学,相当于实验半成品。现在这个更好。这学校还是美国人建的呢。
“金榜题名”的想象,给生活注入了一剂鸡血。父亲好像获得了一种权威的验证。家族里所有的孩子都敬畏他。连调皮的堂弟也不例外。他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游戏:只要他脸一板、眼一瞪,再无法无天的孩子也能被震住。
那几年,叔叔在家庭聚餐的饭桌上很沉默,沉默到几乎隐形。只在聚餐结束后,他会试图拉住我,带着酒后涨红的面庞,用连绵不断的长句,结结巴巴和我聊百家讲坛、周国平、蒋勋或庄子。他时而神态凝重,严肃用力点头,有时又在空中激情挥舞着仍旧瘦长的胳膊,唾沫横飞。渐渐地,他的多话症状成了家人们酒后的压轴节目,将气氛推到“喝到位了”的高潮。
我们从未来得及真正谈论过什么。他总是被我父亲的一声咳嗽、一个眼神打断,带着醉意为某句格言鼓掌助威,最后由婶婶开车将他手舞足蹈地带回家。
婶婶说,爱看书是好事,不过生活嘛,开心就好。母亲说,一个家庭,过日子还是要婶婶这样的人,里里外外一把好手。母亲又说,叔叔过于软弱,总是头耷拉着,现实中不懂经营,还把家庭大权都交给婶婶,管她叫“x总”。
他好像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,或许一直就是如此。我看到了他将我引为同类的那种急切。
有次聚餐酒后,我和他难得一道走在夜晚热闹的车水马龙中间。路过一个街口的红绿灯时,他突然从一种很抽象的层面上聊起了婚姻。我试图委婉地问,那么你怎么样看待两个人精神层面的沟通呢。他沉默地看了看我,忽然又激动地语无伦次起来:只有你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,我也从不和别人说这个。
奇怪的是,我从未听叔叔向人提起过有关他大学生活的任何细节。除了我小时候在家中不经意翻出的一本黑白硬壳大相册,封面是一对相拥的半裸男女。它有着和我家完全不相符的道德水准,以至于我曾羞赧于多看它两眼。那本相册的扉页,用漂亮的软笔行楷大字写着:“赠予九六届西北林学院校报记者XXX同学留念,一九九二年x年x日”。
而父亲以为并热切描述过的那种金碧辉煌的大学生活,从来不曾对我发生过。他用一种崇敬的语气谈论我和我的学校,无比相信我会拥有他错失的机遇、梦想,那些怀才不遇的愤懑,都可以消融。的确,我长久不再听到父亲谈论起他坐在高考考场上的梦。
然而,在烟花般迷人的新世界另一端,旧大楼摇摇欲坠。同龄人在讨论贾樟柯、福柯、《童年的消逝》、马克斯韦伯、文化资本、长尾理论、剩余价值、二次元jk穿搭、西餐日料、托福雅思,还有他们从高中就开始的性生活。而我甚至听不懂他们的笑话,揣着一本校园地图骑了两周自行车,才搞清楚偌大校园里所有教学楼的位置。像是猛然被抛入水的旱鸭子,一面拼命不被淹没,一面竭力弄清这一切。
一个突然穿越进一零年代的冒充者。每年如候鸟般返乡的寒暑两季,就是在不同时代间穿梭和缝合。那场耗尽青春、决定人生的关键战争,如梦境般倏忽消弭。过去父母所坚守的一切规则和话语,都显露出可笑的斑驳和破损。就像这所学校,从来不是美国人建立的。
我们聊起毕业出路,一向希望我考铁饭碗的父亲恼了:你们大学里听很多教授的话,都是理论性的,太过理想主义。我说的才是实践经验积累,符合社会现实!
我反唇相讥:如果你感觉自己比大学教授都厉害,那为什么还要让我辛辛苦苦考大学?高中毕业就在家让你教不就好了!
有次他半夜和我通话,说堂弟也要高考了,他紧张得根本睡不着觉,生怕和他当年一样要复读。他说,这两年他反思了对堂弟的教育,也许作为父亲是失败的。他说,到这个年龄,职业上没有多大追求,我的心愿就是全力供给你堂弟。一个男人,最终是要为了家庭和妻儿。
他说,你父亲,是个伟大的人,对家庭贡献极大。了不起。是个现实主义的英雄。
我想起以前,父亲常说那个放羊娃的笑话:放羊娃长大了,就娶媳妇,生娃,再让孩子放羊,娶媳妇,生娃。大家听了,都觉得好笑,不以为是悲剧。不过,就算不放羊,人生总得有个锚点,才能支撑着走过漫漫长路吧。比如,考大学。
我悚然。为自己,也为叔叔。或许二十多年来,那些对我溢于言表的骄傲也都不是真的,他终于说出了深埋已久的恐惧。成功也好,失败也罢,人们总不由自主地寻求命运的预兆。其中有些,终究会真的落下来,成为谶语。
或许连我自己也下意识地相信,在我身上一定有某种和叔叔彼此印证的部分。不过这些,都是父亲不必须了解到的了。
工作以后,我已很久不回去,对那座南方小城的记忆,被长久地固着在九十年代。我曾心血来潮走回当年的林业局,林木依然高大苍郁,半挡住上午温煦的阳光,光线在叶间缝隙处摇摆不定。山门和办公楼已废弃多年,从楼外远远看去,我没办法找到当年属于叔叔的那一间。
最近一次春节在叔叔家聚餐,婶婶照旧在厨房里外忙碌,她从网上学的糖醋排骨、烤羊排一直深受欢迎。推杯换盏之间,叔叔不知怎么说起了他的小时候。奶奶还没患癌离世的有一年冬天,曾将他抱在怀中晒太阳,轻拍他的背。他说,那种温暖,后来几十年也没有忘记过。
我从未听父亲说起过这样的时刻。我甚至怀疑这种温情是否在他的生命中存在过。他从来只说,奶奶很聪明,虽然没上过学,心算和记性却比许多读过书的男人都强。还有,奶奶很要强,当年患肺癌,知道是绝症,连她娘家哥哥也不肯借钱,就说不治了,临走去城里拍张相片吧。父亲说,奶奶的几个孩子里,就他和她最像。
一时,热闹的餐桌上无人接话。短暂的空白之后,我突然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绿荫深深的夏日傍晚。我问他,你的办公室是在二楼最西侧的走廊吗?我上幼儿园时,你有没有接过我去办公室?他刚端了酒杯的手突然停住,说哦……这还真,不记得了。
婶婶从厨房出来坐到桌前,她的笑声从来都很爽朗:可能是!后来你堂弟出生,本来想着他接孩子方便的,结果他办公室就搬了。搞得这么多年他也没接过孩子!
在家人们的哄笑声中,我平静地说,我记得你抽屉里好像还有带英文单词的方形画片,你教过我认的。那天下午,我印象很深。
时空好像又一次静止,回旋。沉默中,不知是谁说了一句,看吧,好学生的记忆力就是好!
我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的神情。大概十年前,我父亲的头发就已显出颓丧之势,如今连他的头发也渐渐稀疏了。时间盘旋在每个人的头顶,终于圈下了它的一块地盘。我认识到,这个时刻,也会像所有那些我们从未来得及真正聊过的事物一样,就此过去。
我仍未知道,或者将永远无法知道,那个夏日傍晚温柔潮湿的光线,连同走廊中穿白衬衫西装裤的瘦削身形,究竟真实存在过,还是我的梦境。
我所能确认的是,过去的那个孩子没有死掉,也不会死掉。在全身细胞历经四个七年的洗礼之后,她仍顽固地存在于我的血肉之中,像一片历经创伤的废土。
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。,邀请你来写下属于自身个人的个人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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